1963年3月10日，我開始寫日記，那是一個星期天，天氣陰。我寫道：“四年前的某一天，在課堂上，小學老師袁世存向我們介紹記日記的意義和作用，要我們很好地記日記。我當時在班里第一個照他說的去做了?？上蓚€星期以后就半途而廢了。這次一定要堅持?！痹谌沼洷镜撵轫撋?，我還寫了“生活猶如大?！?、記錄“沸騰的生活”之類的文字勉勵自己。那時的日記我一直寫到1965年進廠做工，有幾本已不知所終，有幾本倒是翻箱倒柜時被我重新發(fā)現(xiàn)。閱讀一個甲子前的文字記錄，多半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考試結束后與同學相約在浦東泥墻圈張家浜河里的一次游泳，又比如冒雨在東昌電影院看一次電影，去吳涇塘灣參加三秋下鄉(xiāng)勞動，暑假去一次寧波鄉(xiāng)下等等，盡管瑣瑣碎碎日常平凡，讀來卻常常忍不住掩嘴而笑，倍覺親切。在許多尋常小事的記錄中，有時也折射出一些如今已被淡忘的大事件。

有學者認為：“與回憶錄相比，日記是原始、新鮮的；而回憶錄卻是事隔多年之后寫的，原來的情境與心態(tài)已經徹底變化了。所以回憶錄對以前經歷過的事情，總要經過有意或無意的篩選，會有側重、夸大，也會有隱晦。”（馬忠文：《閱讀日記是培養(yǎng)“歷史感”的最好途徑》）我深以為然。我撰寫的多篇非虛構文字，正是留存的幾本當年的日記為我提供了真實的素材和線索。

除了日記，我的文字表達形式還有書信。在電話、電信并不發(fā)達的年代，書信是親人、同學、朋友之間傳達信息表達感情的最好方式。念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就代姆媽給寧波鄉(xiāng)下的外公外婆寫信，外公外婆從鄉(xiāng)下來信也是由我結結巴巴讀給姆媽聽。從那時起我就開始知道書信中的文字含有太多的內容。高中的時候，我開始為自己寫信，暑假時同學之間的暫時分離，因為彼此念想，會寫信互訴。向報刊投稿，也會向不相識的編輯訴說發(fā)表的渴望。寫信最多的時候是在我的戀愛期。盡管我和殷慧芬在同一個工廠同一個車間，但是書信文字可以表達的情意似乎比見面時口頭訴說得更多，有些帶有甜蜜濃情的言辭相見時彼此還有些羞于啟齒，在書信的字里行間往往更肆意。我們結婚后把這些情書集合放在一起，有厚厚的幾摞。再以后，竟被當年才四五歲的兒子在床底下的紙箱里找到，他不知是何物，用來折疊紙飛機，在陽臺上放飛。待我們發(fā)現(xiàn)時，及時搶救了還沒被他飛走的一部分。

1986年，殷慧芬參加由茹志鵑老師創(chuàng)辦的上海作家協(xié)會第一期青年文學創(chuàng)作會，去浙江寧波南溪近一個月，我和她有十多封書信往來，除了探討她那時正在寫的小說之外，她還告訴我那些年剛嶄露頭角的孫甘露、金宇澄們的一些趣事。彼此訴說較多的是相互牽掛的日常生活瑣事，比如她在信中訴苦：“吃的方面不太理想，我在這里要受苦了，而且你只有給我五元錢……”我回信說：“我很內疚，你走時，沒給你買點吃的，錢又那么少。后悔莫及……苛刻了自己，還要苛刻你，實在是太對不起了……”讀著這些字句，恍然重現(xiàn)當年捉襟見肘的拮據日子，不禁扼腕苦笑。

這樣的書信文字一直延續(xù)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們至今存有蕭乾、魯彥周、白樺、徐光耀、左泥等前輩作家和王安憶、葉廣芩、陳村等同時代文友的書信，彌足珍貴。本世紀初，由于E-mail和微博、微信的迅速發(fā)展，書信才漸漸淡出我們的生活。即使如此，王火、邵燕祥等老師仍然喜歡用手寫書信，一直延續(xù)到2017年。這些難能可貴的書寫手跡成為我寫《火鳳凰》和《局外樹》的重要素材。日記和書信，文字的記錄，歲月留痕。較之口頭表達的語言，它無聲，卻可以存在更久，更加具備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