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泛意義上的“主題出版”這一概念具有模糊性，因為任何出版都有其主題，其差異在于主題的范疇和類型。在中國當下出版語境中，“主題出版”成為一個不斷被強調、被彰顯的專有概念，是指圍繞國家發(fā)展大局、時代精神與社會核心價值，系統(tǒng)組織策劃并推出具有思想引領意義的出版物。韓建民、李旦在《主題出版的概念與邊界》一文中梳理了這一概念的發(fā)展歷程，認為“主題出版關注的‘主題’應是時代的主題，它隨著黨和國家事業(yè)的發(fā)展而變化，應聚焦于我國社會發(fā)展中亟須解決的重大戰(zhàn)略需求和核心課題”，其外延已擴展至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類、科技文化類、國家意志類、當代中國現(xiàn)實與治國理政類的出版活動。從文學社會學視角看，文學不僅是審美實踐，也是社會意義生產的重要機制。作為面向少年兒童的主要文化載體，兒童文學出版界也投入主題創(chuàng)作的時代熱潮中，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文化、弘揚中國精神，成為兒童文學自覺負載的重任。無疑，這一主題出版政策導向極大地拓展了兒童文學的題材疆域，甚至提升了兒童文學的表現(xiàn)格局，將文學、文化與文明三個維度進行結合，使得兒童文學能以更寬廣的視野、更豐厚的樣貌進入社會歷史和文化教育場域，承擔文化傳播和價值引導的功能。

主題先行：如何處理主題挖掘與文學表現(xiàn)的關系

就文學創(chuàng)作而言，主題創(chuàng)作帶來的一個創(chuàng)作傾向是“主題先行”。在20世紀以來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主題先行”式的創(chuàng)作較早地出現(xiàn)在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問題小說注重發(fā)現(xiàn)和揭示問題，大多“只問病源不開藥方”，而當下倡導的“主題出版”側重于發(fā)掘正面故事和歌頌寶貴精神。二者在書寫內容的性質上迥然不同，但無論是揭露還是謳歌，“主題先行”的創(chuàng)作方式都可能給創(chuàng)作帶來潛在的美學困境，即對主題的過度強調往往導致藝術本體弱化，陷入概念化、扁平化的美學困境（百年文學史上的相關實踐已多次證明了這一困境的存在）。但辯證地看，“主題先行”并不必然地導致這一問題，關鍵在于如何處理主題挖掘與文學表現(xiàn)的關系問題。魯迅先生自稱創(chuàng)作小說的目的就在于“揭示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這一宗旨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主題先行”，但他的小說成就之所以如此卓著，乃在于他自覺地追求“表現(xiàn)的深切與格式的特別”，倡導“選材既嚴，開掘又深”，可見是立足于思想和藝術并重這一文學根基。

所以，“主題先行”無可厚非，但這一先行的主題并非是創(chuàng)作的唯一目標，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所包含的主題并非某個明確的、單向的、表層的主題，而是有著更為隱秘、豐富、深刻甚至復雜的人文內涵。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倘若直奔時代和政策引導的某個單向主題，就會變得直白、生硬和貧乏，忽略了文學所需要的含蓄、彈性和飽滿。因此，作家在所謂的“主題創(chuàng)作”中，對于這一命題作文般的“主題”故事可能包含、涉及、延伸甚至衍生的廣闊內涵要有充分自覺的開掘、淘洗和冶煉。主題出版的“主題”往往偏于社會性和宏觀性，在某種程度上“外在”于兒童生命。而“文學是人學”這一真諦要求作為主題出版的文學，同樣要根植于內在的“人”，包括人的情感、生活經驗、生命體驗以及深奧人性。兒童文學也不例外，并且還要加上“成長”這一兒童正在經歷的根本命題。唯其如此，主題創(chuàng)作才不會遁入狹窄單薄的“載道”之軌，而是能在完成既定的“主題”傳達的同時，建構豐富、立體、可共情的意義空間。

國際通行：表達內容、傳遞情感與價值共鳴

作為國家文化戰(zhàn)略事業(yè)的兒童文學主題創(chuàng)作與出版，具有對內建構文化認同、對外傳播中國形象的雙重目標。那么，如何使中國特有的主題創(chuàng)作能暢通無阻地獲得“國際通行”的效果？近些年，中國兒童文學已有不少作品獲得國際獎項或譯成外文出版，但離真正進入國外兒童閱讀的高光區(qū)還有差距，具有明顯中國印記的主題創(chuàng)作的兒童文學作品在這方面可能更有難度。要突破國際政治、語言、文化壁壘而實現(xiàn)“國際通行”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在“主題”上要融通本土經驗、生命體驗和人類情懷。

由中、韓、日三國的資深圖畫書畫家攜手共創(chuàng)的以“回顧二戰(zhàn)、祈愿和平”為主題的圖畫書出版，是跨國通行的一個成功案例。這是自2006年起以民間合作方式啟動的同一主題的跨國合作項目，在主題出版尚未成為中國出版的主潮之前就已開始進行。這一系列圖畫書旨在向亞洲國家和全世界的孩子們傳達反對戰(zhàn)爭、珍愛和平的社會理念，通過合作出版的方式，在三個國家共同推出，并進一步推廣到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qū)。這個系列被譽為“繪本中的戰(zhàn)爭與和平”，迄今為止已出版11本圖畫書（中國作品包括姚紅的《迷戲——秦淮河一九三七》、蔡皋和翱子的《火城1938》、岑龍的《兩張老照片的故事》），其中一些已經被英美等西方國家引進，并在國內和國外獲得多個獎項。這一系列圖畫書作為對二戰(zhàn)的回顧和紀念，本著“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的理念，著眼于創(chuàng)傷敘事這一維度，力圖重建真實的歷史記憶，飽含真摯強烈的情感和對戰(zhàn)爭的深刻反思，其波長遠超“祈愿和平”這一主題標語的振幅。弗朗西斯·E·卡澤馬克認為，戰(zhàn)爭主題敘事喚起的同情和移情對兒童讀者有直接的影響：“當歷史文本與文學的血肉、骨骼和精神結合在一起時，我們的學生就能更好地用他們的頭腦和心靈去批判性地探索過去……文學并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但它為人類提供了一種檢查那些毋庸置疑的假設的方式，擴大了對其他民族和文化的理解，培養(yǎng)了對他人抗爭的同情和理解，體驗了許多人共有的喜怒哀樂，以全新的方式看待世界和我們自己?！边@一跨國合作的“祈愿和平”主題系列圖畫書用寬廣深厚的人文情懷和獨特的藝術形式，喚起兒童讀者的共情與思考，因此能跨越國界，幫助兒童讀者創(chuàng)造他們和作品之間的情感紐帶，傳遞正義、良知、責任感與能動性，有助于推動對“人類命運共同體”之意義的深度認知與維護。

“提燈者”系列圖畫書：主題出版“走出去”的嘗試

革命戰(zhàn)爭主題是中國兒童文學在多個階段出現(xiàn)的重要類型。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涌現(xiàn)了大量的戰(zhàn)爭歷史主題的兒童文學作品。由筆者撰文的“提燈者”系列圖畫書也在這一年出版，從追求社會效益的角度來說，也屬于“主題出版”，彰顯的是吳貽芳、魏特琳、張純如三位杰出女性與抗戰(zhàn)歷史相關的鏗鏘人生和崇高精神。然而，就我個人的創(chuàng)作初衷而言，這不是趨時應景之作，因為這三位女性的傳記故事的種子在我心底很早就生根萌芽，她們是正義、理想、勇敢和大愛的化身。我所求學和工作的南京師范大學前身是金陵女子大學，這是吳貽芳校長和來自美國的明妮·魏特琳教授曾執(zhí)掌和執(zhí)教的學校。我此前在美國伊利諾伊州訪學的高校也是魏特琳和張純如的母校。我還專程在美國尋訪魏特琳的故鄉(xiāng)小鎮(zhèn)、張純如紀念公園并去祭掃墓地。當我行走在她們曾經生活過、戰(zhàn)斗過和安息的地方時，更為真切地感念她們的人生選擇和奮勇?lián)數(shù)木瘛嵉貙ぴL的歷程讓我產生了更多的感念和哀思，正因為此，我才能在故事里傳達出強烈的感佩與感動。

我從她們的童年講起，甄選其動蕩人生中的重要節(jié)點、難關和充滿情意的生活細節(jié)，以蠟梅、菊花、鳶尾花作為核心意象，分別貫穿吳貽芳、魏特琳、張純如的故事。這三種花能貼切地對應和象征她們的人生、氣質和品格，也為根據(jù)史實而來的傳記故事增添了一份輕靈的詩意和美感。畢竟，傳記圖畫書的“主題”的有效傳達必須基于藝術的感染力——不僅有動人心弦的情感，而且還要有雋永的美感，這樣才能讓讀者有更多的沉浸、品位與遐思。系列圖畫書的英文版出版時，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社改換了作品的書名，把中文版中的“教育之燈、仁愛之燈、正義之燈”，改為故事中反復出現(xiàn)的花卉意象，更具文學的隱喻意味和開放性，這體現(xiàn)了主題出版“走出去”過程中進行藝術轉換的必要性。

放眼國際，兒童文學的主題創(chuàng)作在許多國家都以不同形式和程度存在。近年來，族裔平等與多元文化等議題持續(xù)受到關注，成為創(chuàng)作與出版的熱點主題，甚至在重要童書獎項的評審中也體現(xiàn)出對這一價值取向的側重。值得強調的是，此類受青睞的主題作品之所以獲得認可，根本仍在于其本身具備較高的藝術完成度與文學品質，尤其是足以打動人心的情感含量。比如，在美國屢獲獎項并入選2026年國際安徒生獎短名單的美國作家帕姆·穆尼奧斯·瑞安（Pam Mu?oz Ryan）撰文的圖畫書《當瑪麗安開始歌唱：瑪麗安·安德森的真實演唱會》（When Marian Sang:The True Recital of Marian Anderson）在題材上屬于人物傳記，以黑人歌手的人生史折射種族平等主題，卻因情感飽滿、敘事動人而超越族群界限，成為觸動廣泛讀者的佳作。成功的主題創(chuàng)作雖往往呼應某一時代或社會議題，但其穿透力始終來自對人類共通情感與價值的深刻表現(xiàn)。

總之，無論是“主題先行”的創(chuàng)作導向，還是“國際通行”的傳播目標，兒童文學主題出版的生命力始終根植于兩個維度：一是創(chuàng)作者真誠的情感投入與人性關懷，二是作品本身的藝術完成度與審美感染力。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關于“小說創(chuàng)作與閱讀意義”的闡述尤其強調了“傳遞情感”的重要性：“對我來說，傳遞情感至關重要。我并不試圖傳達某種知識性的觀點，也不致力于論證某個特定立場——盡管這類著作自有其價值。我所希望表達的，是對我個人具有深刻意義之物的情感內核。鼓勵人們持續(xù)分享情感與體驗，這本身便至關重要?！蓖瑯樱嬲騽尤诵牡闹黝}寫作，其核心并非觀念的灌輸或立場的宣示，唯有通過情感的真實與藝術的淬煉，將宏觀主題轉化為可感知、可共情的生命敘事，才能超越觀念灌輸，真正潛入人心，在不同文化語境中激起回響，實現(xiàn)從“主題輸出”到“價值共鳴”的跨越。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