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勞動”是1950—1970年代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新婦女”敘事的展開方式，“勞動婦女”是“新婦女”的主體。1950—1970年代文學著意于婦女勞動話語的再造，使得勞動具備了獨特意涵。考察該時期文學對于婦女勞動的書寫，勞動的含義是多重的。勞動的尊嚴政治不僅使婦女得到了承認與尊重，也使得婦女產(chǎn)生了主體認同；婦女積極參與生產(chǎn)競賽、技術革新，將婦女與工業(yè)化、技術關聯(lián)，表征了一種社會主義現(xiàn)代性想象；勞動彰顯了一種詩性與德性，勞動成為純潔、崇高、質樸、健康等的社會主義之美的具體表征，構建起新型的“勞動”美學。

關鍵詞：尊嚴政治 現(xiàn)代想象 美學建構 “新婦女” 勞動

“勞動”一詞自古有之，主要指操作、活動之意，是“辛苦的力作”“煩難的努力”，是勞與動的結合1。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勞動”占據(jù)崇高地位，勞動本質論、勞動價值論、勞動解放論構成了勞動論主要內(nèi)容。勞動不僅創(chuàng)造了人，創(chuàng)造了人的生活，創(chuàng)造了社會關系，也創(chuàng)造了一切價值，因此，勞動被認為是“人類主體對象化、自我生成和自我確立的理想化類本質”2。

在中國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理論中，勞動和婦女的解放密切關聯(lián)，勞動不僅賦予了婦女階級的本質，同時還具有改造主體的功能。1950—1970年代的婦女解放論述正是延續(xù)了這種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女性觀。恩格斯的婦女“解放三論”——婦女參加社會勞動、現(xiàn)代化大工業(yè)生產(chǎn)、家務勞動社會化成為婦女解放的必經(jīng)之路?！皨D女底解放，乃以一切女性底重新參加社會勞動為其頭一個先決條件”3，“婦女底解放，只有在婦女大量地、社會規(guī)模地參加生產(chǎn)事業(yè)……才是有可能的”4，列寧的“家務勞動社會化”等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成為婦女勞動解放論的主要理論來源。

“新婦女”話語是以勞動婦女為主體，而文學則承擔了建構想象、情感動員的任務，以實現(xiàn)文學的社會教育、社會啟蒙的功用。1950—1970年代的“勞動”敘述更新了對農(nóng)村婦女的歷史想象和書寫。在“農(nóng)村婦女”向“新婦女”的蛻變過程中，“勞動”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對“農(nóng)村婦女”的主體建構即以“勞動”作為核心敘述策略的。1950年代的張臘月、吳淑蘭（《新結識的伙伴》），李雙雙（《李雙雙小傳》），1960年代的惠嫂（《惠嫂》），紅梅（《紅梅》），焦淑紅（《艷陽天》），1970年代的葉紅（《朝霞》），周紅梅（《春風楊柳》），李玉紅（《青出于蘭》），阿寶（《西沙兒女》）等“新婦女”形象系列，勾勒出了“新婦女”經(jīng)由勞動而成為新國民在現(xiàn)代國家和現(xiàn)代歷史成長過程中的變遷軌跡。

“勞動光榮”成為社會主流話語，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為婦女走出家庭、參與生產(chǎn)提供了合法性依據(jù)。正如凱琳·薩克斯指出：“公眾社會勞動是社會性成人身份的物質基礎”5，婦女通過勞動獲得了獨立的經(jīng)濟權，是婦女解放的基礎，只有勞動才能給婦女帶來尊重，“才會更容易提高和鞏固婦女們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的地位，也才會使男女平等的各項法律有充分實現(xiàn)的強固基礎”6。在勞動話語的鼓動下，無論在鄉(xiāng)村還是城鎮(zhèn)，婦女都完成了從“家里人”向“社會人”轉變的過程。

一、新婦女勞動的尊嚴政治

1949—1976年，通過勞動光榮的話語與實踐運作，帶來了婦女的尊嚴政治。走出家門，參與勞動，成為勞動模范，不僅能夠得到男性社會的尊重與認可，更能得到國家的承認，而小說中關于婦女勞動敘事的書寫，積極表達了這一想象。

在馬伽利特看來，尊嚴的政治意在揭示“自尊與權利的關連”，呼吁建立一種“優(yōu)雅的社會”7。尊嚴的政治產(chǎn)生于等級制的崩潰，是平等主義和普遍主義的，它被貫徹到各種社會關系之中。尊嚴不只是微觀倫理問題，還涉及政府機構、社會組織對公民是否尊重這樣一種宏觀倫理，它關涉以法律為目標的道德。對于1949—1976年的底層婦女來說，“尊嚴政治”尤有其重要意義。勞動所帶來的尊嚴政治，允諾了婦女一個平等、合作、互助、融合的新性別文化與性別制度，構想了一個積極參與勞動者，均能被國家支持幫助、獲得解放與平等的神話。這樣一種由外而內(nèi)、自上而下的方式，因為與婦女利益契合，國家理性與底層利益在此問題上形成了共鳴，也大大推進了勞動話語實踐的展開。

勞動尊嚴的重要性集中凝結為翻身做主人的話語之中?！胺碜鲋魅恕边@一權力話語有兩個重要的指向。第一個是要翻身，第二個是翻身之后要做主人。標舉婦女的“勞動”身份，是這一時期文學要完成的社會想象。在這一想象中，工農(nóng)是國家的主人，社會的主人公，社會歷史發(fā)展的主角。而將底層之底層的婦女提升為國家的主人，更能彰顯出這一翻身神話的效度和信度。將占全國半數(shù)的婦女，納入現(xiàn)代國家的治理之中，不管是在鄉(xiāng)村和城市，都盡可能地為婦女賦權，使婦女成為“人”“人民”“主人”?！爸挥薪柚谥魅诉@一概念，才可能真正形成一種參與性的現(xiàn)代政治。而對當時的中國來說，迫切需要的，正是整個社會，包括下層社會的全力參與?！?“主人”這一話語的策略性運用，使得婦女有了政治參與的觀念，也有了對于國家直接的具體的認知，而“主人”話語正是通過調動婦女的情感，使其對國家產(chǎn)生認同。

《從城里來的媳婦》9中，城市姑娘秋南嫁到鄉(xiāng)下后，并沒有受到公婆的熱情對待，反而因為不會做鞋（“婦女活”）而惹怒了公公；而《媳婦下坡》《二媳婦紡線》《黑妮種棉》也都表現(xiàn)出在農(nóng)村頑固的性別分工觀念的殘留。在傳統(tǒng)鄉(xiāng)村認知中，婦女參與由男性主宰的社會勞動（下地干活、打井、做泥瓦工、建房等）不僅有違婦道、女德，甚至還會帶來災難。大量有關婦女勞動的民間諺語，如“女人打井不吉利，十只要坍九只半”等都表現(xiàn)了這種集體無意識。對于婦女來說，如何打破這種勞動偏見，不只是為了迎合政權生產(chǎn)動員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涉及婦女如何通過努力抗衡強大的傳統(tǒng)力量、擺脫性別偏見，它更關乎到個人覺醒與尊嚴。

婦女需要在勞動過程中克服性別偏見，改寫婦女低能的集體無意識認知，在男權文化中彰顯自己的能力與尊嚴，獲得尊重與平等的對待。檢視1950—1970年代的小說文本不難發(fā)現(xiàn)，在涉及婦女勞動這一問題的書寫上，存在著一個常見的“輕視—努力—認可”敘事模式：婦女滿懷熱情進入社會工作，但往往會因為性別或年齡受到輕視，主要是男性同事或者年長上級，婦女通過努力工作對這些性別偏見予以反擊，贏得認可與尊重。這一模式的使用，恰恰證明了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婦女受輕視的情況一直很普遍，需要婦女不斷去打破這種偏見的社會文化氛圍；二是婦女必須通過辛勤勞動與個人努力才能克服這些偏見，而非依靠其他外在的力量。這兩個面向，正是婦女勞動問題書寫中呈現(xiàn)的可貴面向，它不僅突出了婦女解放所面臨的困境，更突出了婦女的能動力量，靠努力來實現(xiàn)自己解放自己。

《女車間主任》中，陸菊英最初被提拔為工段長時，受到老工人周師傅的強烈排斥：“一個小毛丫頭能領導這么大個工段！我不能眼看著工段垮臺，我活了半輩子，可丟不起這個臉！”10對于陸菊英來說，這種來自年長男性權威的質疑是致命性的，一旦無法證明自己的實力，不僅無法站住腳，還直接影響人們對于女性工作能力的判斷。陸菊英卻以出色的工作能力證明，年輕女性能夠勝任車間的工作，也能夠領導車間的生產(chǎn)，她被提拔為車間主任，且不懼生命危險，領導“一次試航成功”。這里力量的對比耐人尋味。周師傅作為年長的有經(jīng)驗的工人男性，在各個方面都具備著優(yōu)越性，且因為身份政治的優(yōu)越性（老工人），他對于陸菊英的質疑足以擊潰陸菊英，而陸菊英的成功，則在年齡、性別、經(jīng)驗上都挑戰(zhàn)了老工人的權威，也破除了勞動偏見。

葉英（《檢驗工葉英》）、葉紅（《朝霞》）堅決反駁那些嘲笑自己工作的人，表現(xiàn)出“勇敢地干預生活的激情”11，使蘊藏在她們身上的才智和力量得到充分的發(fā)揮12；王秀妤（《新來的女徒工》）、李秀珍（《接班》）克服了體力的限制與旁人的輕視，分別成為優(yōu)秀的女印刷工與吊車司機，得到了男性師傅的認可；司務長宋春華（《金孔雀》）將炊事員工作做到極致，由眾人眼中的小麻雀變成了金孔雀；江云蘭（《放蠶姑娘》）成功發(fā)展了放蠶副業(yè)，使原本一直看不慣她們行為的老農(nóng)，也最終承認新式養(yǎng)蠶法；紅玉（《新的一代》）不懼壓力，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上贏得了父親（前生產(chǎn)隊長）的認可，并成為新的生產(chǎn)隊長……對于她們來說，勞動解放婦女、促進男女平等的允諾，并不是可以隨手摘下的勝利果實，而是要作用于日常生活實踐中，通過不懈的勞作、超出常人的努力以及反抗的精神才能最終獲得。只有通過出色的勞動克服危機、化解矛盾、解決難題，彰顯婦女的能力，才能實現(xiàn)個人的價值。

而作為“文革”后期小說的典型，《西沙兒女》同樣反映了婦女在爭取性別平等道路上所付出的艱苦卓絕的努力。大隊長何望來輕視女民兵，讓女青年們安心從事“婦女活”，而不要企圖僭越性別分工，因為拿槍打仗、巡邏放哨這種崇高的軍事勞動不是女人的事，也不是女人能夠勝任的。男民兵，同樣也瞧不起扛槍的女人們，一心等著看笑話。何望來的話激起了女青年的憤怒，阿寶帶頭抨擊這種輕視婦女的思想：“你就是輕視婦女，是舊思想作怪！新社會，男女平等，男女一樣，男人能干的事，我們都能干，男人干的事情，我們一定要干。”13阿寶與何望來比賽打靶，以此來證明新婦女的能力與實力，打破西沙島上頑固的性別偏見、保守的性別制度，以及落后的性別觀：“要打的，不是一個用木板制作的簡單的靶子，而是幾千年傳留下來的舊的習慣勢力、舊的思想意識；她要打出的，將是西沙新時代婦女的威風和權利?！?4阿寶在打靶比賽中勝出，展現(xiàn)出“今日新一代婦女的心意、志氣和力量”15。阿寶代表的正是無數(shù)在勞動中所獲得的承認、尊重與尊嚴的“新時代的新婦女”16。

上述這些婦女，來自各個職業(yè)、各個階層，但她們所面臨的性別環(huán)境與壓力卻是相似的——在男性主宰的、充滿男權文化的社會，制度性的歧視或許消失了，但殘存的男權文化心理并未消除。通過刻繪婦女不懼輿論壓力獲得尊重與認可的過程，作家表現(xiàn)出對于勞動型平等的樂觀想象以及勞動神話的積極營造。

尊嚴政治的第二個方面，在于勞動話語給女性允諾了一種社會上升通道。明清時期，婦女獲得國家承認與尊重的方式往往只能通過貞節(jié)來體現(xiàn)——節(jié)婦烈女不僅成為一種道德約束，也成為一種社會制度，國家表彰的舉動也引發(fā)了明清時期婦女的主動參與。而在1950—1970年代，婦女不再需要靠貞節(jié)來獲得國家嘉獎，只需要努力工作就會帶來社會認可與階層躍升。

在勞動中樹立典型與模范，是一種有效的運作方式，它能夠促進“道德的人”與“道德的社會”進行良性互動。這是在延安時期就已經(jīng)形成的一整套運作體系，并被延續(xù)到1949年之后。政治獎勵、新聞報道、文藝宣傳、物質獎勵，是推介模范的核心運作方式，而文學更因為其情感的力量被重視。“社會典型作為個人的指導全然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手段。”17社會典型的表彰與獎賞，是對于社會秩序的積極賦予與維護而文學則承擔了宣揚社會典型的重要職責。駱賓基的《王媽媽》生動有趣地描繪了一朵“老牡丹花”在新社會中經(jīng)過勞動重新綻放、重獲生機的過程。常年寡居的王媽媽，原本生命是晦暗不明的，人生也沒有希望。而參加合作化后，王媽媽參加了婦女會，參與縫軍鞋、開會、看孩子，生活十分充實，在個人意識、獨立精神、生活態(tài)度上都有了明顯的不同。原本像枯草一樣的王媽媽穿上了過年才穿的衣服，這具有儀式感的行為，也表明王媽媽的生命發(fā)生了變化，“兩個眼睛卻像亂石堆里兩汪池水一樣，清澈，爽朗，春氣洋溢的，充滿了生命力的光輝”。自主的勞動使她有了擺脫歧視與輕慢的底氣。這種生命力的張揚無不是來源于自主“勞動”帶來的質變。王媽媽改變的意義是深遠的。她為那些寡居的老年女性提供了一種人生躍升的榜樣。即使到老年，也仍然可以創(chuàng)造社會價值，仍然可以得到尊重與認可。更重要的是，它指明了參加公共勞動對于老年婦女同樣具有解放的效果。王媽媽變成了一個社會人，“氣勢那么壯，而且那么果斷堅決，說走就走，這是從來沒有的”18。對于王媽媽來說，勞動帶給她的，并不是那些堂皇的國家目標，而首先是生命質量的改善。自尊自信的人生態(tài)度，使得她擺脫了原有的依賴心理，并能夠對自己的生命進行主宰和把握。王媽媽受到表彰，贏得了所有人的認可與尊重，正是在這種勞動所帶來的尊嚴政治中，王媽媽完善豐富了自己的生命。

在官方媒體中，模范婦女們在勞動場景中的干練、熱情自信的笑臉、高昂的勞動激情成為小說敘事對于婦女模范的最重要的集體記憶?！吨旃鸹ǖ墓适隆贰兑λ卣洹贰堆勖ば牧痢返榷际菙⑹鰦D女模范的典型文本。正如波伏娃所指出，“若是能讓未來向她開放，她就不會再去死守著過去。一旦號召婦女投入具體行動，一旦她們在設計的目標中看到自己的利益，她們就會和男人一樣大膽英勇”19。1960年代來自國外的觀察者注意到，在日常交談中，成為模范已經(jīng)被認作是一個人可以獲得的最大獎勵，“中國人正是通過勞動重新找回了他們做人的尊嚴”20。不能否認，來自外國友好人士的觀察不免帶著濾鏡，但卻也指出了兩個重要問題：其一，勞動光榮話語通過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運作，已經(jīng)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成為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tài)，并得到廣泛的接受與認同。其二，對于婦女來說，成為勞動模范，不僅僅意味著在政治上的先進性，還意味著工資、獎金、社會地位等一系列的隱形或非隱形福利，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生產(chǎn)型社會推崇勞動）與婦女的需要（實際利益與自我實現(xiàn)）得以契合，這也是勞動話語得以推行的重要原因。

勞動光榮的觀念樹立之后，通過勞動獲得物質精神的獎勵、社會階層上升的籌碼，成為勞動模范、被提拔為婦女代表、婦女干部是很多年輕婦女奮斗的目標。不管是延安文學中的翻身女勞模，“十七年”文學中的先進女工人，還是“文革”時期下鄉(xiāng)勞動的模范女知青，都給不同階層婦女的人生道路提供了一種選擇。處于結構性底層的婦女（政治、經(jīng)濟、文化、階層），通過努力成為女勞模、女英雄，進而獲得政治資本，參與到國家管理之中，實現(xiàn)階層的躍升，并對其他婦女發(fā)生影響，這是勞動給婦女帶來社會上升階梯。盡管這一獎勵機制來自于官方和國家的承認與推動，但婦女主動參與其中，卻無疑改變了社會性別化的文化實踐及話語。

由勞動生發(fā)的光榮意識與勞動的尊嚴政治，滲透到1950—1970年代的文學文本中，并構成了這一時期對婦女想象的基本特質。勞動允諾了一個平等公正的社會，勞動消滅了剝削，也消除了性別歧視，在人人勞動的“美麗新世界”，平等、正義成為每個人的基本生存要義。這樣一部未來世界的理想神話，不僅僅是作家道德理想主義的產(chǎn)物，同時更深入到讀者的情感與心理之中。這里，勞動不僅和政治、倫理、審美發(fā)生互動，更深入作用到個人的情感機制與情感結構。

在新的意識形態(tài)之下，不勞動者不得食已經(jīng)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掃盲帶動了新的勞動價值觀，生產(chǎn)光榮、學習光榮、勞動光榮，成為農(nóng)民們的共識，婦女們普遍參加了生產(chǎn)。掃盲以前，很多地方婦女下地干活被認為是丟人的事，“頭五年誰家婦女上山是恥辱，如今誰不上山就成恥辱了?！?1在勞動光榮、勞動神圣的話語之下，逃避勞動的女性，不僅公德上可疑，私德上往往也不受尊重?！跺憻掑憻挕分?，逃避集體勞動的小腿疼、吃不飽，并沒有得到敘事者的同情；《風云初記》中的俗兒，因為沒有經(jīng)過勞動的改塑，最終走上了墮落的道路，不僅道德墮落，政治上還反動，是待改造和規(guī)訓的對象，被拋出主體婦女之外。

不難看出，在整個1950—1970年代，關于勞動的“尊嚴政治”所帶給婦女的尊嚴感、成就感、自主感，都是勞動話語能夠為婦女接受的重要作用機制。勞動帶給婦女的社會地位的提升與尊嚴，使原本凌空虛妄的解放話題落到生命實處與日常實踐深處。

二、技術勞動與現(xiàn)代化想象

延安時代大生產(chǎn)運動的熱情，被延續(xù)到1950年代。隨著社會的安定，國家工業(yè)化的開展，整個社會產(chǎn)生了一種對于工業(yè)化、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熱烈期許。而先進女工形象的塑造，則成了這一時期婦女勞動問題書寫中的突出特點。

Tina Mai Chen通過考察文化媒介中女界第一“日常偶像”（everyday icon）的塑造，經(jīng)由“文化再現(xiàn)與個人經(jīng)驗”“國內(nèi)與國際秩序”“集體與個人”這三組關系談論婦女主體，重新將婦女語境化，以此探究婦女的“情境化主體”（situated agency）。在她看來，“女界第一”不應該只是被當作一種機械的宣傳話語，而是一種生命的明證，婦女積極地參與到社會主義建設中，改造身體，提升自我，以推動技術知識發(fā)展。而性別權力結構和婦女的社會角色之間的關系的調試，產(chǎn)生了婦女模范。由婦女呈現(xiàn)、為了婦女創(chuàng)立、通過婦女推動的個人行為，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合力，共同促進了歷史的轉型。女界第一模范提醒我們，婦女解放過程中個人、國家、國際解放都參與其中，而不僅僅是她們自己造成的。歷史社會中，個人變化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女性的參與對于歷史社會變化有重要作用，而不管是個體、國家、國際都共同參與了婦女解放的進程。

田桂英（第一位女火車司機）、伍竹迪（第一位女飛行員）、羅鳳林、聞惠榮（第一批女電車司機）等的出現(xiàn)，激發(fā)了婦女挑戰(zhàn)現(xiàn)代機器的熱情，也涌現(xiàn)了關于她們的文藝形象塑造的作品?？刂拼笮突蚓艿墓I(yè)機械，駕馭火車、飛機、拖拉機等重型機器的女機手，是“新婦女”的典范，也是時代的性別奇觀?！杜碎_火車的故事》和《具有世界意義的時候》側重于書寫新婦女對大型機器的掌控，《劉蓮英》《黃寶妹》《古小菊和她的姊妹》《沙桂英》等小說則關注婦女對技術革新的重要貢獻。

女火車司機和女拖拉機手是1950—1970年代最受年輕婦女追捧的職業(yè)，這兩類職業(yè)的火爆有著特定的時代意義與歷史語境。1952年，鄧穎超熱情洋溢地肯定了新婦女的進步：“過去很少婦女或者沒有婦女參加的重工業(yè)、交通事業(yè)、國防建設等方面，也出現(xiàn)了新型的婦女，如女盤旋工、電車、汽車、火車的女司機、女航空員及跳傘員等等……在國營農(nóng)場中已出現(xiàn)了女拖拉機手和女場長。”23這一官方話語的積極提倡，極大鼓舞了婦女對于這兩類職業(yè)的熱情，也帶動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熱度。

蘇聯(lián)婦女開火車的形象早司空見慣，但在現(xiàn)代中國，還是頭一遭。民國時期有關蘇聯(lián)婦女開火車的圖片和報道被大量宣傳，作為社會主義先進性的表征。女人開火車——尤其是底層婦女開火車，破除了火車與男性氣概的聯(lián)結。田桂英最初在機務段被分配做食堂售票員，受到“婦女要解放只有參加社會勞動”鼓舞，決心下現(xiàn)場，學技術。她面對的是一個被男性壟斷的世界，當她鼓足勇氣去報名的時候，受到男性嘲笑“母雞會打鳴，公雞早死凈了”24，考上之后同樣遭受質疑目光的拷問，擔心女人會搶男人的飯碗，參加培訓的時候因為進度較慢被男性同事諷刺“上不了陣”，實習的時候被男性嘲笑“別光在底下練啊，好到車上去了！”25可以看到，田桂英的每一步前進都伴隨著男性的質疑、嘲笑、蔑視與輕慢?；疖嚤灰暈槟行詺飧拧⒛凶恿α康南笳?，男性火車司機也以此為傲，火車以其龐大、堅固、力量成為雄性氣質的最佳符碼。不過，田桂英并沒有被這些怪話嚇倒，而是從司爐做起，鍛煉體力與技術，最終征服了充滿雄性氣質的龐然大物。田桂英開火車這一事件，在各種宣傳媒介、文藝形象中得到推廣，極大刺激了底層婦女對自身能動性的想象。女性操縱大型機器、女界第一的大規(guī)模宣傳，一方面說明“社會主義賦予了中國女性一個超我的理想，致使人們相信，社會主義‘本身的自我’是為女性量身定做的”26；另一方面，婦女被賦予了一切的能力與權利，成為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

“農(nóng)業(yè)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27，機械化不僅被看作是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方向，也被看作是農(nóng)村現(xiàn)代化的標志，是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的體現(xiàn)。對于農(nóng)業(yè)機械化、電氣化的設想出現(xiàn)在眾多作品中，成為一種現(xiàn)代性心結。而在所有的農(nóng)業(yè)機械中，拖拉機的應用，可以說在廣大的鄉(xiāng)村中國掀起了一陣陣浪漫主義的狂想。如果說生產(chǎn)拖拉機是社會主義工業(yè)化的重要成果，使用拖拉機是社會主義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的重要標志。對于女拖拉機手的培養(yǎng)與宣傳，也是文學的重要任務之一?！杜侠瓩C手梁軍》28這篇速寫，關注了梁軍29如何破除男性的技術偏見，掌握了大型機器的過程。對于老百姓來說，走出家門的女人、女人開火犁挑戰(zhàn)了他們對于傳統(tǒng)性別角色的認知，這樣的女人顯然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好女人。但對于底層女性來說，這一奇觀卻給她們沖破男性的牢籠帶來了新的希望，她們希望“能夠用自己的技術，創(chuàng)造自己的園地了”。故事最后熱烈地贊美梁軍“她是新中國的女拖拉機手，新婦女的典型”。很顯然，在這一敘事邏輯中，新婦女與工業(yè)現(xiàn)代化、機器生產(chǎn)已經(jīng)緊密相連，“新婦女”意味著敢于挑戰(zhàn)和打破一切性別成見、勇于挑戰(zhàn)自我的新人。而成為下一個梁軍，成為很多年輕女性的崇高理想，例如《理想之歌》中政委的女兒、《邁開第一步》中的小霞等人都夢想能成為一名光榮的女拖拉機手，征服龐大的機器并馳騁于廣袤的田野，這一充滿希望的景象鼓蕩著她們；《夏夜》《詩的波浪》《軍隊的女兒》《女機手》《女卷揚機手》等作品以及大量的報道、電影、宣傳畫更是對女拖拉機手表達了熱烈的贊美與想象。而隨著電影《女司機》（1950）、《馬蘭花開》（1956）等表現(xiàn)女機手的電影的廣泛傳播，婦女—工業(yè)化機器已經(jīng)不再是一個被凝視的越軌奇觀，而被當成新婦女的典型，并被年輕婦女積極接受，女性因為征服了機器而與男性同樣出現(xiàn)在國家面前，成為現(xiàn)代主體。

如果說對女拖拉機手梁軍的形象建構彰顯出對于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國家的熱切想象，那么突出婦女對工業(yè)生產(chǎn)中歷來由男性支配的領域的占領，更是強化了婦女與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的關聯(lián)。如偏重知識的女工程師、女地質員、女測量員、女技術員、女外線工，以及更偏重體能的女焊工、女礦工、女船工、女印刷工……更是對于固化的社會性別分工進行了徹底挑戰(zhàn)。而1958年之后，由于國家層面對于女性從事重工業(yè)的鼓勵，文學中更是破除“紡織女工”等較為固化的女性職業(yè)修辭，推崇“生產(chǎn)競賽”與“技術競賽”，塑造新婦女形象。例如《戈壁紅柳》的女地質員，《紅棗林》中的女技術員紅寶，《海島新苗》中的女爆破手，《耕云記》《風云圖》中的女氣象員，《海姑娘》中的女船員……婦女操控大型機器、婦女從事技術性行業(yè)，不僅改寫了傳統(tǒng)的固化的性別形象、性別角色、性別期待、性別認知，對于傳統(tǒng)的社會性別制度也構成了挑戰(zhàn)。對于婦女從事技術革命的宣傳，也使小說中掀起了一股婦女進行科學實驗的熱潮。盡管這些科學試驗看起來幼稚，甚至充滿了夸大與作假，也不乏意識形態(tài)的矯飾痕，但這種熱情，卻無疑再次解構了傳統(tǒng)性別氣質?？茖W與技術不再是男性的專屬領地，也不再被看作與婦女隔絕的地帶，婦女也可以通過改進生產(chǎn)方法、發(fā)明生產(chǎn)工具、提高勞作效率與科技相互關聯(lián)。新婦女們在高原創(chuàng)立毛邊保護帶進行防風固沙（《高原彩鳳》），以科學飼養(yǎng)法馴化野生魚苗（《鷹展洞庭》），發(fā)明“三割五打法”促進豬增肥、豬飼料糖化實驗（《養(yǎng)豬姑娘》），新式養(yǎng)蠶（《放蠶姑娘》），研發(fā)水土檢測器（《山外青山》），棉花抗蟲實驗（《葵花兒》），淀粉試驗，試制工業(yè)化肥（《隊長的女兒》）……在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話語鼓動之下，婦女前所未有地“入侵”到由男性主宰的重工業(yè)和技術領域，掌握先進的生產(chǎn)工具和科學技術、駕馭并控制作為男性象征的機器，這種婦女前所未有的能動性既是新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生產(chǎn)，也是女性發(fā)展自我、超越自我的深層渴望。年輕姑娘們熱愛自己選擇的生活——“我自己樂意來，我就不嫌苦”30，這種勞動宣言彰顯了一種自主，一種理想主義的熱情，一種集體主義年代的能動性。

白馥蘭指出，技術的更新與社會結構的變動有密切關聯(lián)31。機器、工業(yè)、現(xiàn)代化、女界第一緊密聯(lián)系，以日常實踐讓底層婦女第一次大規(guī)模與技術革命相聯(lián)系，這不得不說是令人激動的想象。自此開始，女性與工業(yè)的聯(lián)系不再是“紡織女工”等傳統(tǒng)性別分工的符碼，女性力量全面滲透到工業(yè)布局之中，不僅改寫了機械工業(yè)、重工業(yè)被男性壟斷的地位，至今仍影響著人們對于社會分工的認知。

三、勞動美學的建構

在1949—1976年的文學中，勞動不僅具有改造主體的政治意義，在不斷的敘述中，“勞動”逐步成為一種詩學綜合體：一種道德美學、一種詩性話語、一種道德化政治。勞動與美掛鉤，勞動與美可以同義置換。而勞動詩學的想象與建構中，勞動的詩性與德性緊密結合，勞動之美作用于讀者的情感與心理，實現(xiàn)政治與審美的雙重功效。

婦女口述史、回憶錄和1949—1976年所留下的文字，不只表現(xiàn)了勞動之苦，更多的人呈現(xiàn)了“累并快樂”的勞動記憶32，這顯然對研究界的定見構成了挑戰(zhàn)。大量作品從婦女的切身體驗出發(fā)，呈現(xiàn)出了“她們的勞動的熱情，勞動的歡樂”33。《高原彩鳳》描繪了“大躍進”中年輕婦女勞動的歡樂場景：“那些年輕的姑娘們顯得最活躍，一路上她們跳跳蹦蹦總是跑在前面，一會兒在這個姑娘頭發(fā)上插枝野草，一會兒在那個姑娘衣袋里放一塊土塊，說說笑笑，打打鬧鬧，一會兒就到了目的地。”34《日常生活》中任大娘“就愿跟人們集體干活兒，她覺得比一個人在家里摸索零碎事兒樂和多了，大家說說笑笑，山南海北地拉拉閑套兒，有天大的愁事兒也就舒心了”35。集體勞作的歡樂，為勞動賦予了倫理和審美意義。在作家的浪漫的想象與敘述中，婦女勞動不僅包含了勞工神圣、憫農(nóng)傳統(tǒng)，更是包含著未來的指向的，促使婦女獲得解放的條件，是使婦女實現(xiàn)“人的全面發(fā)展”的重要條件。也因此，婦女進行愉悅的勞動，充分彰顯了合意愿性、自主性與創(chuàng)造性，在勞動中具備了享受感、幸福感。

勞動不僅解放婦女，婦女勞動更是具有詩意與美感的，是勞動的美與美的勞動的結合。馬鐵丁充分注意到作家們所呈現(xiàn)出的勞動的詩性之美：“自覺的、有理想的、充滿著自豪感的主人翁勞動，成為社會的風尚?！薄盀閯趧铀鶆?chuàng)造、所變形了的第二自然是何等的美；從事創(chuàng)造性勞動的勞動者又是何等的美呵！”36

勞動中的婦女所呈現(xiàn)出的詩性，一方面是出于現(xiàn)實的改變，一方面是出于想象的建構，是受到“勞動光榮”話語的影響。孫犁以一種革命浪漫主義詩性刻畫了諸多優(yōu)美的婦女勞動的場景，成為1949—1967年文學中一道明麗的風景：皎潔月夜之下編席的白洋淀婦女（《采蒲臺》），紡線織布澆園的婦女（《村歌》），挖溝破路救護傷員抬擔架支前的婦女（《看護》），天色微明中護送紅軍的婦女（《囑咐》），為士兵做軍鞋軍襪的婦女（《山地回憶》）……妞兒、多兒、小梅、二梅、雙眉、九兒、春兒、滿花……無不呈現(xiàn)了一種勞動的詩意與美感，建構起勞動美學。勞動婦女，是詩性的化身，也是作為革命的動力被想象，她們身上都有著純化的痕跡，凝結了一切美好德性，不僅包含了作者對于婦女的關注、寶愛，也寄托了關于基于勞動的德性社會的美好想象，“這真是幸福的勞動”37“勤勞儉樸就是道德的向上”38。駱賓基則在婦女勞動中凸顯出“時代所獨有的初春般色澤”39。他筆下的曹英，是青春活力、健壯又秀美的，充滿了對于收購站事業(yè)的熱情，“這種招人喜歡的感覺，只有在早晨見到黎明光輝，呼吸到帶著露水珠兒的青草氣息的人，才能體會”40。曹英的美是因為自信、熱情以及蓬勃的朝氣。這種由于勞動帶來的自信與熱情，被塑造為新婦女勞動之美的重要表征。與干練自信的曹英相互呼應的，還有黑鳳（《黑鳳》）、張臘月（《新結識的伙伴》）、犟姑娘（《駿馬飛騰》）、海嵐（《海姑娘》）……都顯示了女性在勞動中青春、詩意、自信之美。

婦女勞動之美不僅有柔美的面向，勞動中所表現(xiàn)的崇高之美與力量之美為勞動美學注入了另類的質素。正是在有力勞動中，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彰顯出一種崇高美感。“而在新時代、新社會里無論是拖拉機春耕的勞動場面，無論是鋤麥草的勞動場面，無論是在農(nóng)業(yè)教練場上的勞動場面，也無論是建筑十三陵水庫的勞動場面，開火車的勞動場面……有一個共同的基調：是緊張的、熱烈的、愉快的，是勞動中同志式的友愛和協(xié)作?！?1《北京近郊的月夜》中，柴桂英就充滿了勞動之美、力量之美?！安窆鹩⒌暮谀樚艃?，現(xiàn)在紅呼呼的，閃著一種精力煥發(fā)的神色。她那兩只膀子在鑿井工具起落之間，感到和自己腰身起俯之間是那么諧美、有韻，仿佛現(xiàn)在不僅是她那兩臂使那鑿井具起落，而且還感到竹弓子帶著自己的兩臂起落?！?2柴桂英在勞動中表現(xiàn)出的力量美與崇高美，無疑是對于弱女子傳統(tǒng)下固化的陰柔嬌弱的“女性美”的破除，寓意著女性可以憑借自己的“力量”（內(nèi)在與外在）獲得承認與尊重，產(chǎn)生一種“激昂慷慨的喜悅，充滿了快樂與自豪”43。她不需要通過身體向男性獻媚，只需要投入集體，做好工作，便能自動獲得勞動所代表的榮譽勛章。這種力量之美與崇高之美，因為有“恰到好處的真情流露而導致崇高”“頑強而持久地占住我們的記憶”44。勞動的崇高美學與整個時代的氛圍相一致，正是崇高美學使“國家的存在與運作合理、合法”45。

1949—1976年文學中，對于將女性當作“情欲化”客體是十分警惕的。對于承載道德主體的新婦女來說，任何含有窺伺欲望的男性目光、任何高高在上的俯就姿態(tài)都會被目光如炬的批評家們大肆撻伐。而通過勞動彰顯自我之美的“鐵姑娘”，最大限度實現(xiàn)了對于男性窺視欲望的放逐與疏離。她們被包裹在勞動的圣體之中，得以免于男性的控制與騷擾。通過打造健壯的、質樸的、直爽的、潑辣的、具有勞動美與自然美的“鐵姑娘”形象，國家話語在性別層面完成了一次精妙的道德操演，依靠國家力量、組織動員、婦女參與的方式，通過社會啟蒙的方式，實現(xiàn)了社會主義婦女解放的允諾。以崇高的勞動美為標志的“鐵姑娘”想象，其重要性在于，破除了原有的社會性別制度的角色扮演。

結 語

在1950—1970年代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與宣傳中，“勞動”被賦予了遠超其本身的意義。它成為國家動員婦女參與工業(yè)化建設的關鍵方式，同時也塑造了“新婦女”這一鮮明的政治形象。當勞動與“婦女解放”緊密相連時，婦女的尊嚴感主要不再源于個人品德，而是來自國家對其生產(chǎn)貢獻的公開表彰；她們的身份認同，也從私人情感領域轉向對完成生產(chǎn)任務、推動技術進步的公開承諾。它們既宣告著婦女與現(xiàn)代化機器、與時代步伐的并肩同行，又以“純潔、崇高、質樸”這樣的美學標準，將社會主義理想具象化、可感化地呈現(xiàn)在婦女勞動者的形象之中。通過“新婦女+勞動”的敘事語法，勞動被塑造為驅動國家發(fā)展的核心動力，也被視為塑造女性道德的重要途徑，最終將婦女深深地融入了國家構建現(xiàn)代化敘事的宏偉篇章。

[本文系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2024年度青年項目“中國當代文學女性勞動敘事研究”（項目編號：GD24YZW0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田漢：《詩人與勞動問題》，《少年中國》1920年第8期。

2 張一兵：《反鮑德里亞：一個后現(xiàn)代學術神話的祛序》，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265頁。

3 4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婦女解放》，全國民主婦女聯(lián)合會籌備委員會編，新華書店1949年版，第34、44頁。

5 [美]凱琳·薩克斯：《重新解讀恩格斯——婦女、生產(chǎn)組織和私有制》，《社會性別研究選譯》，王政、杜芳琴編，柏棣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15頁。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頁。

7 甘紹平：《應用倫理學前沿問題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頁。

8 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頁。

9 張二牧：《從城里來的媳婦》，《湖南文學》1962年第5期。

10 徐俊杰：《女車間主任》，《萌芽》1956年第4期。

11 唐摯：《勇敢地干預生活的激情——由葉英和劉連英想到的》，《文藝報》1956年第5—6期。

12 曾華鵬、潘旭瀾：《論王汶石的短篇小說》,《延河》1961年第6期。

13 14 15 16 浩然：《西沙兒女——奇志篇》，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1、93、95、96頁。

17 [美]羅斯：《社會控制》，秦志勇、毛永政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頁。

18 駱賓基：《王媽媽》，《文藝月報》1959年第5期。

19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鐵柱譯，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80頁。

20 [加]杰克·赫貝爾、[加]皮埃爾·艾略特·特魯多：《紅色中國的兩位天真漢》，袁筱一、夏靈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 75—77 頁。

21 《一個消滅了文盲的村莊》，《人民日報》1950年7月30日。

22 Tina Mai Chen. Female Icons, Feminist Iconography? Socialist Rhetoric and Women’s Agency in 1950s China. in Gender&History, Vol.15, No.2, 2003.

23 鄧穎超：《新中國婦女前進再前進——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周年而作》，《人民日報》1952年9月24日。

24 25 張琳：《女人開火車的故事》，《破風萬里行》，勞動出版社1951年版，第17、19頁。

26 [法]朱麗婭·克里斯蒂娃：《中國婦女》，趙靚譯，同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頁。

27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頁。

28 顧雷：《女拖拉機手梁軍》，《新中國婦女》1949年第6期。

29 梁軍是新中國第一個女拖拉機手，新中國首屆勞動模范，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而她更是因為成了1962年的“人民幣女郎”（第三套面值為一元的人民幣）而風行全國。

30 李納：《工廠的女孩子們》，《人民文學》1954年第5期。

31 參見[英]白馥蘭《技術、性別、歷史：重新審視帝制中國的大轉型》，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參見Zhong Xueping, Wang Zheng, Di Bai, Some of Us: Chinese Women Growing Up in the Mao Era,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1.

33 奔流編輯部《農(nóng)民作者馮金堂的創(chuàng)作》，《文學評論》1959年第1期。

34 力耘：《高原彩鳳》，《延河》1960年第3期。

35 韓映山：《日常生活》，《河北文學》1962年第11期。

36 馬鐵丁：《社會主義勞動的美》，《人民日報》1960年12月21日。

37 孫犁：《正月》，《孫犁文集》（第1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288頁。

38 孫犁：《齊滿花》，《孫犁文集》（第3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頁。

39 42 駱賓基：《山區(qū)收購站·后記》，《山區(qū)收購站》，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第254、134頁。

40 駱賓基：《山區(qū)收購站》，《人民文學》1961年第7—8期。

41 馬鐵?。骸渡鐣髁x勞動的美》，《人民日報》1960年12月21日。

43 44 [古羅馬]朗吉努斯：《論崇高》，《西方文論經(jīng)典》（第1卷），高建平、丁國旗主編，錢學熙譯，安徽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413頁。

45 [美]王斑：《歷史的崇高形象： 二十世紀中國的美學與政治》，孟祥春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版，第190頁。

[作者單位：張宇 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董卉川 青島大學國際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