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勸學思想
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在河中府通判任上寫下《上時相議制舉書》一文，闡述他對人才培養(yǎng)和教育的主張，提出了著名論斷——“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jīng)。”范仲淹認為，育才是治國安邦的基石，勸學是育才的首要方法，宗經(jīng)是學習的重要內(nèi)容。范仲淹關(guān)于勸學的思想和豐富實踐，值得后世思考與借鑒。
“育材之方，莫先勸學”
范仲淹強調(diào)學習的重要性，認為“弗學而志窮，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昧焉而弗見其寶，汩焉而莫朝于宗”。人不學習，將處于蒙昧而不能明辨的狀態(tài)。如果認真學習，并領(lǐng)悟其真諦，則“如金之在鑄，如驥之方御”，終成可用之才，實現(xiàn)其志向。
范仲淹自身就是勤學修身的典范。年少時，他隨繼父到澧州安鄉(xiāng)，在興國觀讀書，“寒暑不倦”；21歲時，在長白山醴泉寺讀書，劃粥斷齏，于困頓中堅守篤學初心；23歲時，往應天府書院求學，“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枕”。無論身處何種艱苦境地，范仲淹從未消沉。他曾以詩言志，《睢陽學舍書懷》一詩就體現(xiàn)了他不怨天尤人的氣度和樂觀向上的精神。
范仲淹常勸學子、鄉(xiāng)人讀書進取?！端问贰堓d傳》和《橫渠先生行狀》中都記載了范仲淹勸勉張載學習的故事。張載“少喜談兵，至欲結(jié)客取洮西之地”。宋夏戰(zhàn)爭爆發(fā)，張載滿懷壯志想在疆場上建功立業(yè)，于是寫信給范仲淹，闡發(fā)自己對邊防戰(zhàn)事的見解。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告誡道，“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勸他研讀《中庸》。張載聽從勸告，“學古力行”，寫出《正蒙》《橫渠易說》等著作，成為關(guān)中士人的一代宗師?；实v三年（1051年），范仲淹赴任青州，過長山，賦詩以寄鄉(xiāng)人：“長白一寒儒，登榮三紀余。百花春滿地，二麥雨隨車。鼓吹前迎道，煙霞指舊廬。鄉(xiāng)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意在勸誡鄉(xiāng)人不要羨慕他衣錦還鄉(xiāng)，而是要讓孩子們好好讀書。
“勸學之要，莫尚宗經(jīng)”
關(guān)于學習的內(nèi)容，范仲淹主張學生首先要“從道”，學習六經(jīng)。天圣五年（1027年），他在《上執(zhí)政書》中感嘆士人群體不研習古代文化，放棄先王的典籍，“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他提出，應該用詩書禮樂來敦化學子，用文章、德行、忠心、誠信來辨別考察?？荚嚨臅r候，“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
在《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一文中，范仲淹從一位學生的名字“朱從道”生發(fā)開去，闡明“從道”就是能遵循大道行事，“臣則由乎忠，子則由乎孝，行己由乎禮，制事由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而這些“道”的內(nèi)容存在六經(jīng)之中。他在《上時相議制舉書》中具體闡明，圣人的法度言論存于《尚書》中，安危的端倪存于《周易》中，得失的借鑒存于《詩經(jīng)》中，是非的辨析存于《春秋》中，天下的制度存于《禮》中，萬物的情狀存于《樂經(jīng)》中。范仲淹進一步提出學習的次序，“先之以六經(jīng)，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他在《南京書院題名記》這樣比喻，“經(jīng)以明道”，就像太陽統(tǒng)御天地四方；“文以通理”，就像四季奇妙地化育萬物。在寫給皇帝的《答手詔條陳十事》中，他重申如果國家只注重考察華麗的文辭和詩賦，只是以背誦儒家經(jīng)典注疏的標準選取人才，士人就會舍棄治國大道而去追求細枝末節(jié)，這樣就會導致“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范仲淹從國家需要什么樣人才的角度，給士人的學習內(nèi)容作出引導，要“不專辭藻，必明理道”。
關(guān)于學習的目的，范仲淹主張士人讀書不僅僅為了獲取功名，更是修身養(yǎng)性，保持一顆無愧于天地的良心。他在《南京書院題名記》中既肯定了那些有擔當國家重任才能、懷有憂慮天下之心、入朝為官的人，也肯定了那些探究天道與人事學問、樂于踐行古人之道、退隱可以成為鄉(xiāng)里師長的人。在執(zhí)掌應天府書院期間，范仲淹將校訓從“天下同文”發(fā)展為“以天下為己任”。
“致治天下，必先崇學?！?/strong>
范仲淹認為，興辦學校乃助士人學習、推動國家興盛的大道。他在《上執(zhí)政書》中寫道：“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在《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中，范仲淹提出，“右臣聞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聚群材，陳正道”。在30多年從政生涯中，范仲淹始終致力于興學育才，或拓建舊庠，或親掌教席，所到之處必興教化，鼓勵勸勉士人讀書。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任廣德軍司理參軍。赴任后的他了解到“廣德人未知學”，遂在縣城北邊建起一所學堂，并聘請名士前來任教。在他大力倡導和推動下，廣德考中進士的人接連不斷。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執(zhí)掌應天府書院。據(jù)《范文正公年譜》記載，范仲淹“常宿學中”“觀書肄業(yè)，敦勸徒眾，講習藝文”，對于“夜課諸生”制定了讀書、吃飯和睡覺時間，遇到先睡的人，會“詰之”教導。凡是出給學生的題目，他自己先做一遍，以便知道題目難易以及應當注意的地方。他不僅是山長，更是嚴師。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在睦州任上，于城北烏龍山麓創(chuàng)辦龍山書院，并親自講學。次年，范仲淹在蘇州任職時，捐出本打算作為宅邸的南園，創(chuàng)辦蘇州府學，實行左廟右學、廟學合一的官學體制。他還讓當時尚未成年的長子范純祐入學，帶頭尊師守規(guī)。慶歷新政失敗，范仲淹被外放至邠州，后“以疾請鄧州”。到鄧州任知州時，范仲淹已經(jīng)58歲，承受著身體疾病和新政失敗的雙重打擊，仍然“求民疾于一方，分國憂于千里”。他謀劃籌資，重修百花洲作為治學場所，命名花洲書院。在公事之余，范仲淹會到書院執(zhí)經(jīng)講學。也正是在這里，完成了千古名篇《岳陽樓記》。
據(jù)宋末元初的《文獻通考》記載，北宋建立之初，“未有州縣之學，先有鄉(xiāng)黨之學”，讀書人主要依賴民間書院、寺廟等求學。在范仲淹勸學主張和辦學實踐的推動下，慶歷四年（1044年），北宋下詔全國州縣皆立官學?！斗妒霞页恕酚涊d，范氏子孫多受其影響，于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在天平山興建義學等相關(guān)辦學設施，教育了眾多學子。
